元代诗学性情论

作者 查洪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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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们既然要求诗表现“天理民彝”，则其诗风要求必然是中正平和。王义山在写了上引之《赵文溪诗序》后，意犹未尽，兴亦未尽，又写了《赵文溪诗序性情说》一文，酣畅淋漓地阐发了他的观点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他将《诗大序》与《中庸》联系起来解读，将《诗大序》的“发乎情”解释为发乎“中”，认为“吟咏性情”就是“中和”。他说：余读赵侯文溪吟稿自序，首之以吟咏性情。……余尝读《诗大序》，皆自《中庸》“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”两句发出来。未发之中，性也；既发之和，情也。《诗》，总言之，则吟咏性情；析言之，则由性而情。《诗》三百，皆情也。情者，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之谓也。……人生而静，天地之性也；感于物而动，则情矣。所谓“情动于中”者也。此“中”也，喜怒哀乐未发之“中”，“中”即“情”也①。

　　这段话的“新意”，就在于将《礼记·乐记》的“情动于中而形于声”的“中”解释为“中和”之中，于是“情”之一字便等同于“中”既“中和”，顺理成章，《诗大序》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便是“发乎中和，止乎礼义”。他就这样用一个变换概念的方法，完全否定了诗的抒情。这种诗学性情论，无疑是完全背弃诗歌特点，完全否定诗性精神的理论，对诗歌的创作和评论都是极端有害的。他们用这样的眼光审视中国诗史，以往所有的评价都应改写。元人胡炳文就是持此观点评论诗史的，他说：“孔门学诗，致中和也，理性情也；后世学诗，艺焉而已矣。白乐天、刘禹锡下至李益、崔颢，皆负诗名于唐者。《长恨》一歌，亵语诲淫，岂可兴可观者？《看花》二绝，召闹取谤，岂可群可怨者？②” 如此则数千年之中国无诗可言矣。

　　元人普遍以性情论诗，有不少言论无法归类，但也自有一定价值，也就很难论及。比如元初北方学者郝经，他认为“吟咏性情”就是风雅传统，说：“诗，文之至精者也，所以吟咏性情以为风雅，故摅写襟素，托物寓怀，有言外之意，意外之味，味外之韵。凡喜怒哀乐蕴而不尽发，托于江花野草、风云月露之中，莫非仁义礼智；喜怒哀乐之理，依违而不正，言恣睢而不迫切，若初无与于己，而读之者感叹激发，始知己之有罪焉。”在他看来，“吟咏性情”又有比兴之意，是“托物寓怀”，诗因此而具有唐人所说的“言外之意，意外之味，味外之韵”等特点。诗“吟咏性情”要能感发人意，而这种感发则似乎又是让读者认识“己之有罪”，这可能是对前人关于诗以“理性情”的理解。“诗之所以为诗，所以歌咏性情者，祗视三百篇尔”，下此之诗，时代愈晚则“性情之作”愈衰，而衡量是否为“性情之作”的标准，是是否具有“高古”之风③。他之诗学“性情”论似乎属于一种个人理解。另一学者陈栎关于诗本性情出于人心之天的说法也值得一提，他说：“夫乐由天作者也。所谓天者何也？乐之生原于人心之天，而乐之成协于造化之天也。本于性情则谓之诗，诗实出于人心之天。歌也，声也，皆其发舒而不容已者，而稽之度数则谓之律。律为生气之元，造化生生不穷之天寓焉。由斯而播于音，则乐之生也斯成矣。诗出于心声萌动之天，而律根乎阳气萌动之天，皆自然而然，而非人为之使然，故曰天也。④”

　　“吟咏性情”原本就是一个歧义纷呈的命题，元人大多以“性情”论诗，而其诗学理论和主张却各不相同。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，元代诗学“性情”论中基本上听不到“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”的声音，说明元人基本上没有了以诗干预社会政治的热情，不管是自乐情性、自适情性，还是理性情，不管是性情之真还是性情之正，都基本上属于个体的精神、意趣、意志，其不同只在于或属于感性的，或属于理性的。惟有“性情之正”与社会发生了一些联系，但那只是要以“治世之音，太平之符”去黼黻皇猷而已。诗人社会责任感和治世救民情怀的萎缩，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悲哀。(《文学评论》2007年第2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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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注】
　　①《稼村类稿》卷十一。
　　②《云峰集》卷二《明复斋记》。
　　③《陵川集》卷二十四《与阚彦举论诗书》。
　　④《定宇集》卷四《论诗歌声音律》。
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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